中国律师志

在学者与律师的“边上”诉说

　　说实话，《律师文摘》并不是一本大学教授读的刊物，但作为法学教师的我对它还是很在意：每到一期，我都把它放在案头，顺手翻翻，有的篇目还仔细阅读过。以文字传承某种信念和价值是中国知识分子喜欢的方式，五年的《律师文摘》似乎用这种方式一直努力着向我们诉说着什么、传递着什么。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律师文摘》的班底：按照扉页的标识，《律师文摘》由四套人马组成：“学术顾问”、“编辑委员会”、“执行编委”、“主编和编辑”。毫无疑问，后者是真正的编辑者。而在五位学术顾问里，就我所知，有三位是纯粹的学者，律师只占了两位。这说明，《律师文摘》试图在学者与律师之间找到一个出口：法学家与律师在当下应该共同面对的问题。

　　从本质上讲，律师和教师一样同为知识分子群落，属于“脑力劳动者”。因而咱们都得面对同一个世界：我们活在一个精神几近枯竭的时刻里。若一个时代里的知识分子活得都没了底线，这个社会成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该发表的文章不能发表，该打赢的官司打不赢，而是为了活命你不得不发表那些本不该登载的印刷垃圾，为了养家糊口你同样得使用非法律手段制造成功。我们都习惯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法则，正像游动的鱼儿“相忘于江湖”。所以，这个世界能生出昏聩的文人，庸俗的律师，昧了良心的法学家也就不足为怪。问题是，知识分子既然披了“知识”的一张皮，就得有勇气“说真话”（《律师文摘》2005年第六辑），因为知识不撒谎；就得“拯救失落的灵魂”（《律师文摘》2006年第一辑），因为人类的退化首先从灵魂的失落开始。一个符合概念的教师与律师是一样的：一个教师除了过日子，他还得“育人”，育人者自己首先得是个人，而不是伪君子；一个律师除了赚钱，他还得“运送正义”，即便身单力薄也该打个下手，决不能助纣为虐。教师与律师，我们同身于一个江湖，但我们都得尽量不被江湖化。一个小小的民间刊物，能做的也只能在学者与律师之间喃喃自语，这就够了。

　　《律师文摘》五年的篇章左冲右突，疲倦的游走，也就是为了那一点点的使命！人间的事真难啊，诗人的“空有一身疲倦”的心灵感语，恐怕在编辑者收获五年的同时偶尔也会响起。别忘了，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语）：我们已失去了主题的归宿的同时，也失去了严肃：思想的放逐使我们误以为获得了自由。当思想被肉身驱使时，肉身同样沉重。我感受的沉重是：在知识的尊严、常识的用途同时丢失的年代，《律师文摘》还要我们努力找回来。如果你讨厌这种沉重，我也应当尊重。

　　西元二００六年岁末于不学斋 （作者：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法论坛》主编）

我们陷入了精神亏空

　　这样的冬夜，寒气逼人，但有皎洁明月驱赶了漫天的黑暗。五年来，不知国栋经历了怎样的黑夜与严冬。经济的逼迫、生活的挤压与言论的钳制，让他愤懑不已。最终五年的人生炼狱，国栋白手起家，青丝换来白发，挺胸换来背驼。但他手上的《律师文摘》，却在不能长久的预言中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它没有倒在金钱的奴役中。一种精神的力量让它伟岸、挺拔，让它声名鹊起。

　　国栋的白手与白发，文摘的过去和今天，读来让我们心中常有下沉的痛感。五年来，我们受之坦然地接受赠阅的文摘，受之坦然地接受文摘赋予我们的知识和营养。毫无贡献，我们却没有感到作为朋友的愧疚和反省。文摘的物质经营和精神追求都凝聚了创办人和编辑者的心血，作为文摘的忠实读者我们做了什么？仅仅是坐享其成。恰恰是，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时候，才发现亏欠了朋友很多。高频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密集的改革步伐，越来越喘不气来的压力，来自心底的真诚关怀已变得奢侈。唯一能够记得起的是，每年不超过两次的去昌平，坐在国栋号称安贫居的经济适用房中，喝得酩酊大醉，次日带着宿醉匆匆离去。

　　安贫居主人五年来踏过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恐怕安贫居的过客无从知晓。2005年的京城下了第一场大雪，国栋与朋友豪情共饮，大醉初醒后，第一感觉竟是“忧伤满怀”（2005年《律师文摘》第六辑编后记）。2006年6月20日这天，天气炎热，没有朋友到访，安贫居主人端坐于陋室之中，口触清茶的刹那“突然想起遥远的过去那未曾实现的梦”，自觉“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倦”（2006年《律师文摘》第三辑编后记）。对于人生前景的忧虑，对于文摘状况的操劳，常常让国栋于无人处黯然。但与朋友相处时，国栋脸上始终挂着真诚的微笑，这种坚毅让朋友们忽略了很多。把笑脸与希望奉献给了朋友，内心的孤独与彷徨却独自消受。与共享文摘的鲜美相比，安贫居主人内心的苦涩无人分担。与国栋的付出、文摘的贡献相比，朋友们匆匆一聚，继而曲终人散真的有些残酷乃至残忍。真不知，文摘账本上2002年起家时的经营亏空至今是否已经赢余。相信好不了太多，编者的大度与我等的坦然，决定了文摘很大部分成了赠品。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文摘不合格的读者，是主编不合格的朋友，因为在我们有举手之劳的时候，我们的吝啬却没有给文摘继续向前的燃料。恰是五年后的今天，突然要为文摘祝贺时，我们发现自身灵魂的经营陷入了一场大的亏空。

　　五年来，文摘能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人之自由，人之独立发声。她更像一位孤独的行者。在那样一块突起的高原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饥寒交迫，嗓子沙哑，过路的强盗双手紧紧扼住她的喉咙，逼迫她放下布道的行囊。她挣扎着发出微弱的声音，音量虽小，却声如天籁。在自由已经寂灭的荒原上，死一般的宁静。惟有天籁之声敲打着沉默者的灵魂。你有更强健的体魄，为什么你变得懦弱失声？是谁偷走了你的灵魂，解除了你的勇气？也正是文摘五年来的独立发声，国栋五年来的踽踽独行，让我们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感到羞愧。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我们也曾有过血与火的热情澎湃，有过无所畏惧的理想，但所有这些在碰到现实的刹那便灰飞烟灭。有人以身在体制之内身不由己作为自己懦弱的座右铭。无奈，在这样座右铭的警示下，我们成了可悲的世俗大多数，患得患失。正因无奈束缚，更多的人总希望看到别人振臂呐喊继续前行。国栋与文摘正是这少数人中的“别人”。文摘是很多人理想的代言，也是很多人卑微的镜鉴。她喊出了我们懦弱者想说又不敢表达的声音。

　　回想去年的12月，2005年最后一期《律师文摘》以红得发紫的封面送走了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传统媒体走向了加速度的没落，经营的捉襟见肘与密集的新闻管制让媒体人陷入了绝望中。圣诞前夜，我与国栋对坐在北京北太平庄的一家茶馆，两杯清茶，看不清未来的方向。那一刻，处在颓废气息中的我看到了这一期的文摘。此次收录了“百代风流”中的邵飘萍、林白水两位杰出报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短短百日之内，先后因言获罪被军阀处死。千秋白水文章，乱世浮尘漂萍，追今忆昔，读罢令人唏嘘泪流。其时，恰恰契合了自己当时的灰暗心情。继又读到巴金先生的《真话集》（四则），平和自责的语言背后我们读到了一种人生的孤独：“巴金一个人站出来，反省己身，但是在他身后我们只看到了人山人海的摇旗呐喊，看不到千千万万的追随者。”（唐汉语）。听到巴金“说真话”的空谷回音，我们无动于衷。面对智者的逝去，我们感到了厚颜无耻和无地自容。是沿着真理的道路勇往直前，还是趋利避害不要尊严地生存？！我们到底要走向一条什么样的路呢？路漫漫，夜更长。

　　寒冷的荒原，凄凉的暗夜，我们分明感到无处可逃的绝望，痛不欲生。正因了国栋与文摘的坚持，让身边的朋友在绝望中隐隐看到了一丝欣慰。因为在大多数选择沉默的时候，总有些许的勇者与智者能够面对现实，高昂头颅，保持着向前的冲刺。有文摘的存在，既是我等碌碌无为懦弱之人的幸事，也是我们苟活者的尴尬辛酸。它的存在，既让我们的理想有了再生，也让我们时常为自己的苟活感到羞愧难当。
　　
　　五年来，正是基于一种不灭的自由精神，国栋和文摘身边聚集了很多真诚的朋友，其中有胆小怕事却又理想不死的青年，也有比国栋和文摘更加坚强和坚持的中年，更有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髦耋老人。一种氛围延展开来，三代人老中青互相砥砺，新气象正在形成。这是《律师文摘》五年来最大的收获，更是我们自己的收获。

　　我们感谢孙国栋，因为我们懦弱；我们挚爱《律师文摘》，因为我们无知。 （作者：王锋，《法制日报》政府法治新闻中心主任，法学博士）

 
我们在路上，文摘在我们心中

　　《律师文摘》的诞生并不断长成，似乎预示并契合着律师业在当今中国的轨迹和使命。作为对政治和官僚依赖最少的律师共同体而言，最有可能形成并保持对当今中国而言最需涵泳的独立的群体人格。但在唯利不断喧嚣和无序日益裂变的当下，追求正义和成功，坚守尊严和使命的独立人格是何等的艰难。文摘的出现及发展，如同在少数坚守的人群中打出的一面“旗帜”，又如同辟出了一块我们可以辛勤付出的“自己的园地”， 其意义是再强调也不过分的。

　　我们尊重文摘五年来不断凝聚的这种精神，我们欣赏文摘不断拓展的视野和境界，我们感谢这片我们自己“文化的园地”，为背负青天、脚踏大地、于形而上下折冲的律师同仁们凝聚文化，感念于此，“文摘”的前行，就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的事情了。

　　我们在路上，文摘在我们的心中。一路上有风花雪月，也有雨雪风霜。文摘的主人及其精神所汇集同仁的努力，终将与社会升华而形成凝聚的高贵精神和民主法治理念会合，最终形成有序的市场经济，长成现代民主社会，进而使我们的祖国真正有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在路上，我们不敢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大地和大地上的子民。既得利益的血鳄大口、攀附曲膝的屑小之徒、遗老新贵于新旧体制间左右逢源地寻租…… 当今情势，一如余杭章太炎一百年前（1906年《民报》）卷2.8期） 之疾言：“方今中国民德衰颓，于今为甚。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负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凌乱的当下、琐屑张狂的小丑、乱舞的群魔、较之非法科司法官更为狡诈阴险的法科“毕业生”…… 雾障重重，都泯灭不了我们对法治和良知的真切期待！

　　法治史昭示我们，律师业之于其祖国，之于历史，可以彪炳史册的必将是为国家民主与法治，特别是民众做出贡献的个人和团队。于律师同仁而言，亦诚如斯言。金钱阿堵，人生所欲，借以安身立命而已。真正智识者，定当汇一己之努力于社会进步之洪流之中。否则，旧屋已破、新屋片纸，纵使金玉满堂，也如同贾府大观园，只奈得风寒声戾。法治之进步若无政体依托，只不过为大大小小权谋者托身寄命，何敢奢谈法义宏旨，且形而上下本不隔绝，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太炎于学术之路之感念，律师同仁不可不切思之。

　　文摘走过了五年，我走过了十五年，同仁们走过了几十年，中国走过了几千年！后面，还有朴素而热切的少年。而今的文摘已是枝叶俊俏，一个又一个五年终会走向参天。中国现代法治史上，坚守坚韧的文摘必会成为人们颂扬的传奇的历史。因为透射高尚情操、美好追求以及对人类的悲悯关怀是社会的希望所在，也是法治的终极目标。而这些，在文摘的诞生、发展中，都是其不懈的追求！

　　“文摘”下步，在永远保持那份对良知和民众的悲天悯怀的基础上，可以更加贴切当今中国法治折射的重大问题，为万世开太平，是当下我辈在现代化进程中无可回避的使命！宏旨需要践行，我们通过一个个案例发现的问题及对其的考量恰恰可能可能是律师业对中国法治史，甚至时代最好的贡献。正是这些问题，学界可能不如律师般感受切切；法官可能不如我们这样贴近和全方位。如通过对担保法实施前后最高院对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不断出台的关于担保司法解释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发现司法解释间的矛盾及在转型社会下不同利益团体对于司法的影响力，进而思考如何对其进行矫正。通过对身边法律人不同人生路径的分析，思考法律进化过程中制度中人的异化和制度建设移植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西方极具标志意义的公司在中国当下的情境，如有限责任被一些人极致的利用；其三权分立如何在中国反而成了法不责众的程序配置；甚至仅工商管理的非现代化就使公司妖魔化程度在现实中更加严重等的思考分析，进而真切认知一个好的法律形式在一个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社会如何变形异化。通过金融不良资产剥离中群丑图的无耻手段，认知良好的改革目标如何成为某些人寻租的机会。通过一个个比窦娥还冤的案件，真切感知中国当下司法运转的实际潜规则，体会司法改革的书面、现实二元化问题。从某些地方律师对于其行业协会本身的“二政府问题”集体沉默现象原因的分析，来感受改革的无比艰巨。对于这些问题，只有我们的答案才是最生动的！

　　今后的文摘，我想当从精心构成的“园心”不断拓展，想来园中的风景，也将越来越丰富而怡情：风花雪月、下里巴人，激情理性、常识常情，诗琴书画、衣食住行，它们都是我们后花园需要温暖生长的要素。甚至古戏文中也有许多脉动当下的东西，且看太守交案与胥吏时所道：“不管原告真虚假，笞杖徒流任你问，只要钱财于我分两半”的无耻言行，想来今日的“问题司法官”并非开放的产物。在古今法律长河中，我们可以感受丹宁勋爵、林肯、庞德、卡多佐、波斯纳、吴经熊、江平、张思之、苏力、贺卫方等一个个多姿多彩的法律人的风采！我们关注孔子、柏拉图等古圣贤，它们的永恒点亮了人间，至今仍光照千秋！卢梭、杰斐逊、波普尔、哈耶克等的思想启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路途上的喜雨。宗教的永恒和博大、诗歌美文，壮美山河……殊途同归，不凡智识滋润我们的结果，是真正法治春天的发韧，是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
　　
　　我想十周年的纪念之际，下个五年文摘就如同我们的法律人生，可能更加淡定、更加从容，理想化的环境尽管远未到来，但我们必须奋力前行！中国潮流，浩浩荡荡，顺时者昌！文摘的价值在于聚小流于大海，其长远深刻的影响可能在多年以后才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在路上，我们在路上，文摘在我们的心中！

　　2006年12月4日法治日
　　12月7日修改 （作者：孙伏龙，河北省太平洋世纪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文摘》与药及酒之关系

　　《律师文摘》与我，五十岁比五岁（50?5）。作为哺育她成长的一位年岁最大的编辑，当她五岁生日之际，回顾她成长过程中的坎坎坷坷，苦辣酸甜一齐涌上心头，竟然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为了不致离题万里，我只谈她跟药跟酒的关系。

　　中医是中国的国粹之一。中医之中药分单方和复方两种。单方是由一种药物构成的，其药效甚微。复方则是由多种药物组成的。这种药方因有多种药物配合，君、臣、佐、使各负其责，各自发挥作用，形成综合效力，往往治本又治标，药到病除。特别是旧病沉疴，如能对症下药，其疗效异常显著。

　　目前的中国，旧症之上又添新症，且都属疑难病症，已经到了靠单方无法治愈的地步。所以，《律师文摘》使用猛药，将性质相同的文章编辑在一起，以收“复方”之效，补敝起废，生死肉骨。这里仅举一例。2004年第一辑，针对中国的宪政难题，我们集中编发了一组讨论宪政的文章。这组文章包括：在“热点话题”栏目，我们刊发了《南方周末》对徐显明、贺卫方、季卫东、王人博等人的访谈《宪政之路：从尊重宪法开始》和王锋博士《徐显明：宪法修正案的人权解读》；在“返回现场”栏目，我们刊发了付阳（即傅国涌）《七十年前的宪法讨论》；在“随笔”栏目，我们刊发了胡适《制宪不如守法》，吴经熊《宪法中人民之权利及义务》，贺卫方《镂之金石的宪法》，王人博《苏格拉底的选择与宪政难题》。这组文章构成两个层面。第一，《七十年前的宪法讨论》整体反映了民国时期我国法律界对宪政的认识，然后又通过胡适、吴经熊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两位学术大师对宪政具体而微的分析。既有面，又有点，既全面，又具体。第二，《宪政之路：从尊重宪法开始》，《南方周末》对徐显明、季卫东等九位教授、学者的访谈，较全面地反映了当代学术界对宪政的认识，然后又通过贺卫方、王人博的文章让我们看到当今法学界两位新星对宪政的诠释。如此一来，星散的有关宪政问题的文章便聚拢到一起，恰似麻绺拧成绳，五指攥成拳，对中国顽固的“人治”形成“重拳出击”。试问，在当今的舆论环境之下，有哪个刊物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律师文摘》“复方”的作用。这一特点是别的刊物所不具备的。

　　白酒是一种特殊的饮料。少饮则补，多饮则醉；少饮舒筋活血，补气壮阳，多饮则头晕目眩，麻木不仁。多年来，文摘同仁一般不饮酒，若饮就饮两种酒，一为“壮阳酒”，一为“麻醉酒”。所谓“壮阳酒”，就是适可而止，壮阳补气之酒。所谓“麻醉酒”，就是借酒浇愁，一醉方休的酒。

　　文摘编辑部同仁自知积淀不厚，底气不足，经常向专家、学者请教，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些专家、学者有时会屈尊枉驾编辑部，这时编辑部会请他们小酌，虚心聆听他们的教诲。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大家开怀畅饮，各抒高见。这时，酒气加“士气”，令我们胆为之壮，气为之豪。最难忘的是2004年底和2005年底的两次座谈会之后的酒会，更令我们豪情备增，阳气十足。然而，文摘同仁饮得最多的还是“麻醉酒”。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文摘的不如意事更多些。编辑部同仁尽管人人都一身正气，但应付起现实来都派不上用场，正所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我们缺乏应付环境的方法和手段，难免到处碰壁。五年来，文摘三次搬迁，三次换出版社，足见其处境之艰难。而每次遇到大的困难，如出版社中止合作，编好的稿子被毙掉，自办发行遇到障碍等，编辑部同仁都会走进酒铺，一杯接一杯地喝便宜的北京二锅头，往往喝得麻木不仁，找不到回家的路径。

　　正如老前辈王工先生所言，《律师文摘》是“最具成长性媒体”，要成长，就要吸收新知，就要不断地接受同行、专家的指导，因此，我们预见，我们还会不断地喝“壮阳酒”。

　　当前，我们在这个“英雄气短”的特殊的环境里办刊，必定还要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我们预知，还会经常地饮“麻醉酒”，不断地用“北京二锅头”中的乙醇麻痹我们的神经。

　　遥想九十年前，名为共和总统，实为独夫民贼的袁世凯蓄意称帝，对天下舆论大加“围剿”，但《大公报》等报刊仍对袁“冷嘲热讽”。这年双十节，《四川群报》主编樊孔周在门口张贴了一幅对联：
　　庆祝在戒严期间，半是欢欣，半是恐惧；
　　言论非自由时代，一面下笔，一面留神。

　　虽然斗转星移九十载，但彼情彼景与此时此刻竟然重合。在纪念《律师文摘》五周年的时刻，作为21世纪的公民，我仍然“半是欢欣半是恐惧”；就在写作此文时，我也仍然“一面下笔，一面留神”，恐怕哪个词用得不当。因此，我只好谨记“少说为佳”的古训，但求苍天保佑，《律师文摘》越办越好！

　　2006年11月15日 （作者：王景智，《律师文摘》编辑）

转型中国的双重担当

　　如我们所知，而今的事情，常常并不是大家不知道--所谓“知道分子”便是其反讽罢??同时，也常常不是怕没人说出真理来，而是怕说出来的真理没人听！为何？原因在于我们从什么都信到什么都不信，厌倦了，麻木了，尤其是经济又成了迷信之后，更由于各人有了诸多麻醉的办法，比如性，比如网络狂欢，比如娱乐和消费，一如学者徐贲先生曾经研究和指出过的而今中国大众甚嚣尘上的犬儒主义，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钻进了死胡同。用邓正来先生的说法，是叫做“被强制抹去了记忆”。如果我们都失去了记忆，除了厌倦和麻木，还能干吗？这也许还仅仅是历史的原因和后果，若从现实的层面找原因，一如任仲夷老先生曾经所言：“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就没有道理。”因为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硬发展”带来的后果的严重性了。从对症下药的角度说，一如李曙光教授所指出的，我们必须经过市场经济的三阶段演进：从畸形的市场经济（政府参与游戏）到混乱的市场经济（企业家集团与政府的博弈）再到法治的市场经济（良性循环）。而这，在我看来，才是真正转型中国的要义所在。

　　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迷信，要么是政治上的迷信要么便是经济上的迷信？窃以为，关键可能在于，我们从来缺乏完全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如果是单个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恐怕不是难事；如果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完全独立，在我们中国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严重到而今要不就犬儒主义下去要不就只有自我麻醉下去。因此，相持到眼下的情形就是，各说各话，各自重复一些连自己也不相信甚至打哈欠的话。其根本症结便是公共性的阙如--无论是曾经垄断的公共产品而今无法提供起码的精神支援，还是眼下的自我精神支援无从谈起。知识分子如何担当？在当下中国就变得特别严峻和困难。比如，即便是学术乃社会公器这样的大题目已经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共识，也已经存在如何彻底洞开我们自身的公共空间的问题，甚至不再是《新青年》那样的启蒙就能奏效的问题。如果“民智已开、官方不启”，又该当如何呢？因此，在我看来，《律师文摘》的使命比之《新青年》时代更艰巨，同时也更平和，这就需要一副更为坚韧而又平实的肩膀，肩负起我们“时代的闸门”。孙国栋先生拥有的便是这样一副坚韧而平实的肩膀的。历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今是中国政法大学代有才人，无论学人抑或律师，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毋庸讳言，当下需要的便是这两种知识分子充当转型中国的脊梁。鲁迅、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五四大师的精神无疑将永远激励着我们这个迟迟现代性不醒的民族，但毕竟，时代确实完全不同了：首先，我们已不是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了。其次，哪怕是威权中国，也毕竟开始向权利中国艰难转型了。尽管（无论何种）传统中国遗留下的众多问题依旧--这恰表明了历史转型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长期性，任何的短期行为恐都于事无补。正是在此意义上，窃以为方能较为接近理解国栋先生信奉、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律师文摘》编辑理念和“提升律师人生境界，提高律师业务水平”的办刊宗旨。

　　说白了，我们的律师任重道远，我们的知识分子努力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无论是所谓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还是维护所谓的社会公正，非律师群体莫属，假如我们真的想从威权中国向权利中国转型的话。实际上，律师何止仅仅是维护弱势群体，而且更要维护任何可能受到侵害的个体利益，便是在这种种具体的个案切身努力和有效论辩的过程当中，催生出我们的公共性和公共空间的萌芽，进而有效地推动（畸形的和混乱的往法治的）市场经济转型。只有在法治的市场经济里面，才足以保障人们的经济自由。也只有在真正的经济自由里面，才能发现我们自己的通过种种协商与妥协而产生的（本土）自然法，也才可能培育出本土市民社会，我们的公共领域也才可能有真正诞生的基础。与此同时，知识者的努力也就由此彰显出了其无比重要性：既要在面对种种中国具体情势做出问题化的处理，更要建构出我们本土的现代价值关怀，以获得“善”与“公正”的中国法律/法制图景，同时尤其重要的是要有效地重新建构我们的生活。

　　在我看来，《律师文摘》的学术顾问便是当今中国屈指可数的人中豪杰：假如可以暂且略去江平、张思之等老先生不计，那么，邓正来教授正在建构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不仅恰逢其时，而且力道空前，更是奏响了“主体性中国”此一未有之大变局的高昂进行曲；贺卫方教授所极力主张的具体法治的制度演化努力，堪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可谓当之无愧的当下中国宪政秩序原理付诸实现的忠诚“守夜人”。当然，包括江平、张思之等在内，他们只是几位杰出的代表而已。如果一定要开出名单，优秀知识分子的名字势必将要开出很长很长的一串，其中不少名字早已出现在《律师文摘》的刊物上了。也便是由此，《律师文摘》的编辑理念能得以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而不至于像我们耳熟能详的诸如“双百”那样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也当然，更有一大拨律师群体中的出色之士，诸如浦志强、王才亮、许志永、滕彪等（如果一定要开出名单，包括那些政法系知识分子在内，也一样要开出很长很长的一串），尽管他们的努力很难很难，甚至可能暂时无甚效果，但窃以为，他们在中国律师推进现代性进程和建构现代宪政秩序原理之路上，其添砖加瓦之功，着实功不可没。如果说“提升律师人生境界，提高律师业务水平”，显然更应该重重地记上一笔不计个人报酬而真正改写了律师公益事业历史的代表人物--浦志强、许志永、秦兵，等等，确切地说，他们是律师的楷模。

　　俗话说：红花也要绿叶扶持。当绿叶满树的时候，开出的《律师文摘》之红花自然将分外妖娆。我以为，国栋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编辑理念又完全区别于《新青年》时代。假如说《新青年》的担当仅仅是启蒙的一面，仅仅停留在“批判”和“打倒”以及“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吁上，那么，《律师文摘》的担当则复杂艰巨得多：我们就能分明看出其在转型中国的具体进程中的双重担当--既要真正有效地解构我们亘古未变的结构性存在，就像陈志武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之所以那么多的传统社会都推崇集体主义文化，是没得选择之举。只有推崇集体主义文化让每个人都忘了自我，才能让那些人格化了的隐形金融合约有得以实现的基础，发展发达的金融品种，可能是打倒‘孔家店’的更好途径。”说到底，仍然还得为争取获得相关制度性的基础而努力、而担当，同时又要为学术自由的制度性基础而努力、而担当。在这双重担当的已经五周年的办刊历史过程中，国栋主编显然并不孤单，尽管他为此“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不时为办刊经费所困，为办公环境所难，以及诸多可以想见的必得个人承担的痛切和艰难，他也矢志不渝，“众里寻他千百度”……

　　国栋寻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王国维老先生所痴迷的那个境界，而是我们正在生活着的这个世界中的最可宝贵的合理性秩序及其规则。为了它的实现，显然并非全然是为了别人，更是为了我们自己，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下一代。那么，包括所有加入到这个双重担当的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可后悔呢？

　　借《律师文摘》创办五周年之际，我从遥远的南国寄语国栋先生：珍重、平和、理性，就像我们都敬重的卫方先生那样。（作者：吴励生，《东南批评理论》主编）

背影

　　一些天前，在中国律师网上看到了《律师文摘》五周年的征文启事以及有些朋友庆贺张思之老师寿辰的报道，当即想作文参与，然每每提笔却又搁下，不能成文。直至今日，收到来自上海法院的一份判决书，感慨良久，挥就此文。

　　在这份判决书上，法庭仅以被告房管局举出的一幅张贴拆迁公告的照片作为定案的依据。而这张照片只有一个背影，这个背影是谁？照片是谁拍摄的？拍摄地点是在哪？作为原告代理人，我，不知道。官司输得不明不白，群众被侵害的权益没有得到维护。作为律师，也许我始终无法很好地将自己完全与当事人的权益割裂开来。收到这样的枉法裁判，灰暗许久。于是，总是要犯些当代幼稚病和急躁症，对法治进程灰心、失望，缺乏战胜困难的勇气与信心，甚至苦于其中而不可自拔。不可否认，此时的我总以榜样的力量在鼓舞自己，安慰自己不过是浩瀚宇宙中一粒微尘。

　　中国律师风雨百年。忆往昔，史良、施洋、章士钊等等同行无不在历史的长河中激扬起璀璨浪花，以生命和激情维护真理。律师法颁布十年。看今朝，十万同行仍旧不懈努力，甘为牛马，推动车轮沿着更公平正义的轨迹前行。而在这十万同行中，法律人公认的律师界旗帜惟有张思之律师一人。他被誉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然??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必寡。在张老师的贺寿庆典上，没有任何朋友以官方身份参加。我始终相信：终有一日，会有更多的人知晓这位中国律师界的泰山北斗，终有一日，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他曾对中国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作为良心，他衡量中国律师职业道德；作为旗帜，他引领中国律师价值取向。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年已八旬的前辈还在笑谈自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还在坚持原则披荆斩棘奋力前行。他只向真理低头。这是怎样的一种百折不挠的坚忍、淡定与从容。这种气质高雅的境界，也许是我穷经皓首毕生努力而不可达的。在这样的前辈面前，我们岂敢骄傲、懈怠、退却？

　　在去年的律师文摘主题为“中国律师的命运与律师文摘的使命”年会上，我初识了张思之大律师。能一睹中国大律师的风采，庆幸之。看到许多同行与张老师早已熟悉，得其教诲，艳羡之。当时是对张思之老师做一道歉，因为在我的一本合著里面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全文引用了张老师对上海郑恩宠一案的辩护词。而后，作为小子，斗胆附言认为中国律师是要为法治进程做贡献的群体，是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的，用每一个代价和牺牲来推动法治进程。张老师当时表示，这样的代价必须值得。很不幸，很幸运，时隔不到两月，我遭到了天津某法官的殴打，并且从维护律师尊严的角度出发积极维权。然同行中，支持者有之，怀疑者有之，明哲保身者有之，甚至为蝇头微利抛弃公义、效力强权继而对我威逼者也有之。前所未有的压力骤然而至。就在此时，很意外地接到了张思之老师的电话。张老师以八十高龄，不惜屈尊关心我这个无名后辈小子，让我感动不已，铭刻在心。激动过后是平静，平静之后是心宁。张老师的鼓舞让我明白，原来支持我一直在努力的，是良心，一个普通律师的良心。既然如此，我做了自己该做的，要做的，能做的，当问心无愧，当坦然面对。

　　张思之大律师鼓舞的决不仅仅是我个人，当我们这些后辈遇到困难的时候，张思之老师总是适时地伸出援助之手，高屋建瓴地为我们指明方向，给我们以无比的鼓舞和关怀。《律师文摘》创刊之初，就得到了张思之老师的无私关怀，他一直与江平老师共同担任《律师文摘》的顾问，为律师文摘的发展不吝指教，保证了这样一份阳春白雪的刊物能够健康发展，能始终走在律师界的尖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律师文摘》已经成为不少律师的启蒙，成为不少律师的伴侣。让我们律师同行在法治道路上辛苦奔波的时候，心灵得以慰藉。中国律师命运与中国法治进程息息相关，而《律师文摘》的使命恐怕就在于激扬起中国律师善的决心与勇气，让每一位志同道合者在凄冷的暗夜摈弃孤单寂寞。当我们因《律师文摘》而心灵际会时，可以淡淡的说上一句，“哦，你也在这里。”

　　所以，作为一名律师，应当在《律师文摘》五周年的时候，衷心感谢一直为我们默默奉献的孙国栋主编和其他诸位编辑先生，感谢他们能不计私利，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耐住暗夜之寂寞，甘守难守之清贫，于艰难处坚持，为律师耕耘了一方思想的净土。这就是正直，这就是崇高，这就是纯粹，这就是脱离了低级趣味，并以此影响着中国律师。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千百年间，留下背影让后人景仰者并不多。很多年前，当我还在孩提的时候，蒙廷桥和景芳先生指教，不仅学了《背影》一文，还由此知道了先贤朱自清先生，知晓了一代知识分子不食周粟的爱国情怀。而今，张老师的背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正是中国律师的良心，成为我，或也成为其他众多后辈前行的灯塔与坐标。暗自遥望攀登到高峰的张思之老师清瘦的背影，他在前行，我仅能步履蹒跚地跟着前行。我暗自庆幸，有老师领路，我或许因为资质太差而不能致远，但至少不会迷失方向。而我还暗自庆幸的是，在身旁还有《律师文摘》，作为一瓣桔灯，让我们能见大师们的背影，坚定我们的勇气，挥走暗夜的寂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作者：王令，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仁者如斯

　　三年前心血来潮，告别待我不薄的西子，蛰居京北昌平一隅，走近法学帝国主义之胜流，法科老童生孙国栋名列其中。论资历，他还浅得很，挨近70年代出生的那一波，根本就没从苦日子中滚过，而个头一点也不像北方彪汉；论身份，在这满地皆博士、全民奔教授、自封或互封经理与老总的时代，他又落伍得很，除了本科学历加学报编辑兼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律师文摘》之主编外，再也拿不出什么头衔来唬人，顶多可加一个旅日学者的家属，带着幼子东走扶桑找过孩子他妈。在能说会道者流比比皆是的法科阵营里，他偏偏说话不多，很难抢眼。倘若看官想发稿时就重视其使用价值，不想发稿就无视其存在，那也没有办法，当今之世，既讲功利又喜欢看热闹者毕竟应有尽有，还供过于求。

　　初识国栋时，便觉其谈吐有张有弛，令我一目难忘。他儒雅得一点装饰都没有，低声内敛呈愚状；偶尔激动起来，又不失为一条汉子，磊落光明在一身。他酒量居中，但饮得豪爽，酒品与人品齐飞，不会来虚的；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工资明显偏低，估计也没什么隐性收入可来，却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照搬古侠孟尝君之集贤，经常约这请那，还抢着买单，保持先进性。他的阅读与交游一样，广而不泛，面宽点著，其人文底蕴实不亚于吾辈多数文史专业者流。他也喜欢弄点文字，颇讲句法与章法，还猛追视通万里，思及千载之雄风，让才情在知识的疆域中驰骋起伏，写出一手好文章。如今虽已无法把除夕之日还被张巡抚召来连夜留办折稿得酬二百银的林少穆找来与他比试比试，但要他写出曾涤生早年《兄弟怡怡》那样的作文，大概是不难的。闲谈中，常见他三言两语便可到点，没有废话，这是他最显功力的招数。他将此招直传其子省吾君，一点都不走样，欣欣然如泥中说诗义，不啻一道社区景观。单凭他这几招，恐怕也不能小视中华学术谱系中的新支法科兄弟了。至于贺卫方、许章润、舒国滢、李曙光等法坛宿将都对这位小弟另眼相看，好评如潮，那是事后才发现的。

　　我一直对国栋远离于我校的本科教学不以为然，因为他完全有资格也应该用自己所学、所思与所行走进本科讲坛，去直接影响他的师弟、师妹，抚慰那些像他当年那样带着高分与梦想乘兴而来的八方新秀，后者嗷嗷待哺，最需要情感与心智的互动，而不是如何学钻法律空子，多来银子。我敢断定，法大乃至全国的高等学府更需要像国栋那样虽然学历不高但学术素养不俗的智者与仁者来充实师资，开启来者。他却安于文字编辑，还于五年前白手起家，编出一个《律师文摘》来，惨淡经营，迄于今日，历百折而不回，虽白头亦无悔。后来仔细一想，我又不得不感佩他的办刊识力，渐次认同于他的职业追求。人生苦短，成事无多，国栋却一直在朝办报、办刊的方向努力。当他用心雕琢的白纸黑字走向五湖四海，那就远非一个大学校园可以拘囿，这不就是近人梁任公“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的启蒙余绪吗？

　　试看今日之域中，烂刊何其多，良刊何其少也。尤当全民经商之喧嚣过后，依法治国的振臂呼喊与司法多权的贪黑分赃同台演绎，互不相扰，谁也无法辨别究竟谁是“狼”，遑论它是否来了，民众的悲情与社会的无序，在敲问法律人的良知与法律的尊严。此时此刻，有过襄办《中国律师报》之经验的孙国栋欲藉《律师文摘》来“提升律师人生境界，提高律师业务水平”，想邀众多律师读者一同树起支撑人间正义的“两个支柱”之一（V.G奥克语），那就不妨拭目以待了。

　　回望神州，自古不缺法规，还不乏“法家”，却无法治；不缺讼棍，却无律师。自西方列强破门而入，强者把自己的思维方式与群居规则徐徐展现，中华律师之业就在国人“师夷之长技”的技术需求中应运而生。但在我们国家，舶来品总像夹生饭，并不那么容易爽口。尤自八国联军血洗京师以降，举国上下咸以谈变法、呼立宪为时髦。至于如何变法，变何法，咋立宪，立啥宪，辄鲜有深究，更不用说登山自备。日本的东京与横滨固然是20世纪之初中国留学生接连引发稳进与激进两大学潮的大本营，却并非借腹生子者奋力向学凝练建树之材的摇篮，像启蒙宣传家梁任公、革命理论家宋教仁那样少喊口号却整天忙于购书、读书、译书、作文者寥若晨星。及至辛亥革命前夕，宋教仁就以先见之明提醒周围同志：“四川、两湖、两广、云南各省同志，都积极进行，大约一两年中，一定有大举。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破坏一途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从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

　　流风所及，披向民国，甚至披向1949年之后的凯歌新元。中华民国的宪政之思在内战与外战的胶执中好事多磨，法律人的整体素养就已捉襟见肘，留美博士跻身议员贿选之列也不是什么孤独的个案，能捞则捞，怨天尤人照旧可喊“匹夫之责”，并不耽误抒发“治国平天下”的儒生情怀。当人民共和国的阶级专政使国家机器的司法职能变得异常单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成为东方大国“无所畏惧”的原教旨主义，律师一词就被指认成西方资产阶级“掩盖阶级压迫”的专利符号，快要沦为中华典籍中的历史名词了。当国人在历经艰难之后别无选择地回到唯物主义之本义，抓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律师一行又开张吃香了，一不小心就搭上了“先富起来”那班船，连神气十足的法官也眼红于律师的钱囊。原来，在后者眼中与手中，唯物主义与拜金主义之间就只有一步之遥。好一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纵有雄健如康熙“好想再活五百年”，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均属徒劳。

　　据客岁官方统计，我国已列入第二律师大国，总数在11.8万，此量在近三五年来已呈平稳趋势，增减幅度不大。恕我直言，无论拿绝对数字来比，还是从人均比例来看，律师指标同奥运会的金牌数一样，第二大国还不是什么特别光荣的事，因为较之第一大国老美的绝对数量，我们相距甚远，人家的律师有85万，那是我们的7.2倍。若按人口比例，其差距更大，美老大是31.7/万，高出我们39倍，我们却只有0.81/ 万。英国也有15.4/万，超过我们的人均19倍，德国为8/万，多于我们人均9.9倍，连邻国日本也在我们的6倍以上。与别人比，我们还存在巨大的数量差距，与自身比，我们却不难看到前进的脚步，二者的结合或可有助于不卑不亢地走向未来，而不是总喜欢在自傲与自卑的两极跳来跳去，既很累，也徒费表情。至于律师的整体素质，如同我国其他行业人之质一样，恐怕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沉重话题。业务素质的提升也许不难，难的却是货真价实的思想素质，包括私德的找回与公德的补课，这是需要切实探究与身体力行的。我们不缺四季如春做好事的标兵雷锋们，甚至不缺舍己救人的英雄追认，而且还可年年换新，却缺举手之劳的职业操守，匪夷所思。殊不知，倘若不先把该做的分内之事做好，职业操守迟迟不能到位，学标兵、造英雄之类运动无论怎样卖劲，都容易流于动口不动心的政治嘉年华，名为运动，其实没动。职业道德教育既需要伦理的感召，更需要法规的支撑与当政者的表率，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又将流于空谈矣。国栋则以仁者之思，在履行本职工作做好学报编辑之余，结合自己喜欢读书看报之特点，与几位同调一起，在为数众多的现成报刊中，挑灯细滤那些不分白天晚上都强奸、杀人，不管台前台后都谋权、换利，不管狗咬人只求人咬狗之类形形色色的新闻卖点与法制卖点，遴选一些健康向上的华章，汇成“文摘”，辅之以少量特约撰稿，还像暗塞私货搞搭销一样，将不乏贵族血统的陈寅恪那句至今还让无数读书人兴奋不已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融入其中，不是文摘随着文章转，而是文章因应文摘的栏目与理念之需，严加取舍，给日理万机接案不断的律师们省却许多检索与甄别之劳，在律师们“运送正义”之前，先给他们运送正义，善莫大焉。

　　人海泱泱，宇宙茫茫。技术的扩张把重构地球村的专利交给了网络世界，人类的阅读方式与情感宣泄都在不可逆转地朝着多元与快餐式的样态展开，其后果得失还难以预测。我无法知道11.8万律师中会有多少人像某些巴黎贵妇人在梳妆台上摆设莎翁的作品那样把《律师文摘》当一回事，但我坚信，此刊对那些藉庄严的国徽装点容貌的司法人员与切实关注国家法治建设的其他读者亦将开卷有益，而且老少皆宜，因为律师与司法人员之间固然存在分工的差异，但他们所面对的是相同的司法案例与相同的国情因素，他们所依据的是相同的法理与法条，至于公平与正义，更是他们异曲同工的职业承诺与承担，谁也不能例外。我不能指望律师吃通，法官通吃之类阳光下的罪恶可以通过阅读《律师文摘》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弄出一个新版的“一夜情”来，也不能奢求芸芸众生之于民主、法治宣传的置疑以及对包青天一类人治的固恋可以通过法律人阅读《律师文摘》而扭转乾坤，让法治之光像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样高山仰止，使严冬来临的上访村之冤情于明日清晨化整为零，但我期待神州之大，能有更多的作者与更多的编辑人拿出《律师文摘》一类好文、好刊或好书为读者备阅着，能有更多的法律人回归读书的部落，忙里偷闲去读出一点品味，补充一点底气，支撑一点属于自己也属于法律职业集团还属于国族更属于人间法律的尊严。

　　二OO六年岁杪匆草于京北昌平宁馨苑寓所 （作者：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历史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